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进，各地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2013年“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启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乡村建设不断提质升级
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早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而以国家力量推动乡村建设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为止，乡村建设经历了萌芽起步、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是萌芽起步阶段。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薄弱，但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建设，也使乡村面貌发生了变化。初步搭建起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农田灌溉面积增加至6.7亿亩。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是初步探索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激发出发展乡村、建设乡村的热情。农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8.1平方米提高到1998年的23.7平方米。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相继实施农村电网改造、村村通、乡乡通等工程，极大推进了安全饮水、道路、供电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相适应，乡村治理也取得积极进展。1982年新宪法明确“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为全面推进村民自治提供了法律保障。截至1998年底，共确定村民自治示范县(市、区)488个，示范乡镇10754个，示范村20.7万个，占村委会总数的25%，“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进入21世纪，我国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乡村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开始逐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对“三农”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2003年中央财政“三农”投入是1998年的2.2倍，2003年至2012年，财政投入年均增长21%。
随着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增加，一系列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农村建设纳入国家建设全局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效显著，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明显提升。截至2012年，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开展互联网业务的行政村占87.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65%，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29.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显著改善了村庄面貌，但乡村建设仍然落后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村庄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村庄治理等方面还有很大改善空间。党中央把乡村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奋斗目标，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目标，并发布《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建设美丽乡村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实践上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华。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对农村发展战略的再提升，成为全面推进乡村建设的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2021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具体部署。《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乡村建设建什么、怎么建、建成什么样，搭建起乡村建设政策的“四梁八柱”。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持续增加，乡村建设标准和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积极成效，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方式逐渐多元化。截至2022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7%，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超60%，生活污水治理率达31%以上，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6%，累计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199个、示范村1992个，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全面推广。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具体部署。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要把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与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统筹起来，立足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顺应乡村人口流动变化新趋势，优化村镇布局规划，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推动建设美丽宜人、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
在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张灿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乡村治理与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
近年来，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农民群众。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全面实现，全国99.8%的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基本要求，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达100%，切实保障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覆盖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截至2022年末，全国建有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58.8万个，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基本消除，建成县域医疗共同体近4000个，县域内就诊率达94%，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养老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国农村敬老院超过1.7万家，养老床位178.8万张，互助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超13万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持续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多方面的，而且更追求质量。但由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多、范围广，加上历史欠账较多，总体比较薄弱，城乡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优质医疗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农村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农民养老保障水平较低，区域间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尚不健全。
未来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加快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一是强化县域统筹，增强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推进县城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加快建设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发展城乡教育联合体，深化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乡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二是加强投入保障。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银行、保险、担保、基金、企业合作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拓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资渠道，提升供给质量。三是健全发展机制。优化县域统筹推进机制，完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乡村的配套政策，构建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农户多方参与的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差异化需求，按需配置、精准发力。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不仅关系着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也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近年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快培育。农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建强，自2020年10月开始的全国村两委集中换届全部完成，49.1万个村班子完成新老更替，村班子结构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实现整体优化，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为45.4岁、下降3.9岁，大专以上学历占46.4%、提高19.9个百分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四议两公开”全面落实，村级议事协商广泛开展，民主决策机制进一步健全。截至2022年末，全国60万个村(社区)配备了法律顾问，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国共有村人民调解委员会49.2万个，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3.1万个。全国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6%，2636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2672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广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极大丰富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但也面临重视程度不够、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发挥不充分、治理方式创新不足、后备人才缺乏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各项事业发展。
统筹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要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第一，突出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建强基层党组织，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选优配强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发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作用。第二，突出以文化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用农民群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到农村千家万户。发挥传统美德、乡规民约、家风家训的治理功能，塑造淳朴文明的乡村社会新风气。支持农民自发组织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推进移风易俗。第三，突出平安稳定，把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开展农村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加强法治乡村建设，保障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第四，突出改革创新，健全“三治”结合体制机制。引导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形成治理合力。因地制宜，创新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网格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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